利維夫,烏克蘭 – 這小群士兵聚在外面共享香煙和戰爭故事,有時很隨意,有時對記憶的考驗有些緊張,那是他們最後一天作戰的日子,也是戰爭奪走他們肢體的日子。

有些人清楚記得中了反坦克地雷、空襲炸彈、導彈或炮彈的那一刻。 對其他人來說,記憶中的空白令人不安。

維塔利·比利亞克(Vitaliy Bilyak)瘦弱的身體布滿傷疤,在膝蓋以上截肢。 在6周昏迷中,比利亞克接受了10多次手術,包括下巴、手和腳跟,以從4月22日開過兩枚反坦克地雷時受的傷中恢復過來。

「當我醒來的時候,我覺得我重新出生,從死後世界回來了,」比利亞克說,他才剛開始康復之路。 他還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得到假肢,每個病人都必須個別配製假肢。

烏克蘭正面臨2萬多名截肢者的未來,其中許多是也在遭受心理創傷的士兵。 歐洲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再也沒有過這樣的情況,美國也是自南北戰爭以來未曾發生。

傘兵米海洛·尤爾丘克(Mykhailo Yurchuk)在戰爭初期近伊久姆市受傷。 他的戰友將他放在梯子上,走了1個小時到安全地方。 當時他能想的只是用手榴彈結束一切。 一名醫務人員拒絕離開他的身邊,在他失去知覺的整個過程中一直握著他的手。

當他在重症監護室醒來時,那名醫務人員還在那裡。

「謝謝你握著我的手,」尤爾丘克對他說。

「嗯,我怕你會拉掉保險栓,」醫務人員回答。 尤爾丘克的左手在肘部以下截肢,右腿在膝蓋以上截肢。

在過去的18個月中,尤爾丘克在精神上和身體上都恢復了平衡。 他在康復醫院遇見了未來的妻子,她是志願者。 現在他懷抱著他們的嬰兒女兒,毫不猶豫地帶她去散步。 他的新手和新腿呈現鮮明的黑色。

尤爾丘克自己已成為新兵的主要激勵者,在他們從傷勢中康復的同時推動他們,並在他們學習與新的殘疾共存時教導他們。 這種連結需要在烏克蘭正式和非正式地為成千上萬的截肢者複製。

「他們整個運動系統都需要重新定向。 他們需要重新分配體重。 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調整,需要與另一個人共同完成,」伊帝國理工學院醫學史學家艾米莉·梅休(Emily Mayhew)博士說,她專攻爆炸傷害。

烏克蘭沒有足夠的假肢專家來滿足日益增長的需求,Superhumans烏克蘭軍人截肢者康復中心負責人奧哈·魯德涅娃(Olha Rudneva)說。 她說,在戰爭之前,整個烏克蘭只有5人接受過手臂或手截肢的正式康復訓練,在正常情況下,腿和腳由於與糖尿病或其他疾病的併發症而截肢更為常見。

魯德涅娃估計,自戰爭爆發以來,至少有2萬名烏克蘭人遭受過截肢。 政府沒有說明其中有多少是士兵,但爆炸傷害是長戰線上的最常見傷害之一。

康復中心Unbroken和Superhumans利用捐助國、慈善組織和烏克蘭私營公司提供的資金為烏克蘭士兵提供假肢。

「一些捐助者不願意向烏克蘭提供軍事援助,但願意資助人道主義項目,」魯德涅娃說。

一些正在康復的男性因現在無法參戰而感到遺憾,包括尤爾丘克和瓦倫丁·利特文丘克(Valentyn Lytvynchuk)。

利特文丘克是前營長,他從家人,特別是在他的假肢上畫下獨角獸的4歲女兒那裡獲得力量。

最近,他去了一個軍事訓練場,看看自己還能做什麼。

「我意識到這是不現實的。 我可以跳進壕溝,但我需要四驅車才能出來。 當我『快速』移動時,小孩都能追上我,」他說。 然後,過了一會兒,他補充說:「而且,假肢會掉下來。」

對許多截肢者來說,學會與疼痛共存是最艱難的部分 – 假肢帶來的疼痛,傷勢本身的疼痛,爆炸衝擊波的持續影響引起的疼痛,梅休說,她在職業生涯中與數百名軍人截肢者交談過。 許多人正在處理毀容和隨之而來的整容手術。

「創傷後應激障礙和爆炸傷害以及疼痛的共病性 – 這些都很難拆分開,」她說。「當人們有身體損傷,並且有與之相關的心理損傷時,這兩者是永遠無法分開的。」

對於嚴重受傷的人來說,康復時間可能比戰爭本身最終持續的時間還要長。

整容手術對於讓士兵感到可以舒適地生活在社會中至關重要。 他們中許多人毀容到只認為其他人看到的就是這個。

「我們沒有一年兩年的時間,」整形外科醫生娜塔莉婭·科馬什科(Natalia Komashko)說。「我們需要像這本該是昨天完成的那樣完成它。」

開過反坦克地雷的士兵比利亞克有時仍會夢到戰場。

「我一個人躺在病房的床上,我不認識的人來找我。 我意識到他們是俄羅斯人,他們開始近距離向我的頭部開槍,用手槍和步槍,」他回憶道。「他們開始緊張,因為彈藥快用光了,而我還活著,我向他們比中指,嘲笑他們。」

– 伊利亞·諾維科夫(Illia Novikov)在基輔、烏克蘭;沃洛迪米爾·尤爾丘克(Volodymyr Yurchuk)在利維夫、烏克蘭;洛麗·欣南特(Lori Hinnant)在巴黎貢獻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