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臘人為何而戰,成千上萬年前?答案或許會讓你感到驚訝,因為我們認為「正確」和無私的理由引發戰爭,反而比「不正確」和自私的理由引發更多戰爭。

斯巴達今天以他們作為可怕士兵的聲譽而聞名,例如電影《300壯士:斯巴達的逆襲》和「斯巴達賽跑」都證明了這一點。相比之下,雅典以燦爛的神廟和民主政體而聞名,與樸素和寡頭政體的斯巴達形成鮮明對比。

但是,民主的雅典人也會戰鬥。反常地,雅典人更頻繁地戰鬥,時間更長,人員和物質成本也更高。在這個退伍軍人節和紀念日的季節,理解民主的雅典人為何比軍國主義的斯巴達更頻繁地開戰,提醒我們作為一個民主國家以及以為「正確」的理由進行軍事行動,並不意味著可以避免戰爭——事實上,可能會使戰爭更有可能發生。

三百名斯巴達士兵在公元前480年的溫泉關英勇抵抗數量遠超他們的波斯大軍,這就是斯巴達留存下來的形象。評論員經常引用溫泉關作為為自由而英勇抵抗專制的歷史先例。然而,真正的歷史斯巴達士兵並不太在乎為自由而戰。相反,他們受荷馬史詩中英雄為了榮譽和榮耀而戰的影響。阿喀琉斯作為特洛伊戰爭中最偉大的英雄,當時希臘聯軍領袖阿伽門農侮辱他後,他就撤出戰場,祈求神明讓希臘同胞被殺戮——這在我們看來是叛國行為。

追求榮耀就是斯巴達人委託以榮耀為主題的詩歌鐫刻在他們陣亡將士紀念碑上的原因。因為他們認為陣亡將士是卓越的典範,並希望通過紀念確保他們獲得榮譽。這種紀念方式的附加優點是可以激勵未來一代斯巴達人為榮譽而戰鬥至死。

而雅典人對戰爭和犧牲有不同的看法,他們在波斯戰爭後紀念陣亡將士的事跡不僅是榮耀的,而且是為了自由而奮戰。他們的詩歌銘文慶祝雅典士兵如何保護自己的民主,同時也保護希臘免於波斯人的「奴役之日」(儘管雅典本身也有大量奴隸)。雅典人的紀念以解放為內容,強調他們不僅為自己戰鬥,而是為所有希臘城邦的利益而無私奮戰。

波斯戰爭後,追求榮譽的斯巴達人實際上戰鬥的次數、時間和成本都比自由戰士雅典人少。兩者之間的差異可以用數據清晰顯示。在波斯戰爭後的50年裡,斯巴達人只參與了少數有限的衝突,而雅典人幾乎每一年都在戰鬥,往往遠離家園,結果也十分血腥。

這種差異不是單純的歷史偶然。雅典人積極利用他們的自由戰士資格來正當化帝國擴張,成為第一個通過征服其他希臘城邦建立帝國的希臘城邦。民主和帝國緊密相連。在大多數希臘城邦,每個公民都參與軍事服務。公民士兵是常規,而斯巴達幾乎唯一有類似專業士兵隊伍。但是,不所有公民士兵都有同樣的軍事冒險精神。精英斯巴達士兵可以享受他們少量而英勇的戰鬥所獲得的聲譽,同時他們在國內統治大量奴隸可以滿足生活需要。相比之下,支持雅典民主政體的低下階層公民,通過參與艦隊(帝國擴張的主要工具)經常得到報酬和生計。對於貧困的雅典人來說,戰爭意味著收入和政治地位的提升。

民主和帝國主義戰爭之間的聯繫更深遠,因為雅典強迫他們新征服地區採用民主形式的政府,無論當地人是否願意。斯巴達人滿足於他們作為英勇戰士的聲譽;他們並沒有聲稱解放過任何人,也將帝國主義軍事冒險活動留給民主的雅典。

斯巴達贏得了公元前431年至404年之間長達27年的伯羅奔尼撒戰爭,這場戰爭正是雅典擴張引發的,也是唯一終於把斯巴達拖入長期軍事行動的事件。然而,斯巴達在戰後幾年中以自封解放者的姿態採取更多雅典式的海外軍事干預,這為斯巴達帶來許多敵人,因為一旦他們解放希臘人脫離雅典控制和強加的民主制度後,又強加親斯巴達政府(通常是寡頭政體)。最終,不斷的干預主義導致斯巴達在公元前371年被其對手底比斯擊敗。解放論調和持續戰爭對斯巴達來說與雅典一樣,帶來了嚴重後果。

戰爭本身就是地獄。但是,我們如何定義軍事服務和紀念戰爭是很重要的。為榮譽而戰與今天我們紀念退伍軍人的理由完全相反。相比之下,我們更強調他們無私的犧牲和為保護自己國家以及其他國家的自由而奮鬥。但是,解放論調也可以用來正當化可能具有其他目的的戰爭,或者以一種方式進行戰爭導致不穩定和痛苦。作為一個民主國家也不意味著可以避免戰爭的傾向。我們不應該效仿斯巴達士兵的某些特質,包括他們的武士道式的節儉,為戰鬥而獲得榮譽的熱情,以及對自己國內大多數人口的殘酷統治。但是,斯巴達人在海外事務上的謹慎可能有一課可學。

馬修·A·席爾斯(Matthew A. Sears)是新不倫瑞克大學古典文學和古代史教授。時代的「歷史見證」專欄由專業歷史學家執筆和編輯,旨在帶領讀者超越頭條新聞。了解時代關於「歷史見證」的更多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