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媒體景觀不斷因新技術和創新而震撼。互聯網、智能手機、社交媒體,現在又有AI,不斷重塑現代生活。然而,在許多方面,今天的媒體景觀仍然由一個世紀前政府與企業之間的創新和合作關係所塑造,當時美國人也在努力應對當時同樣激動人心的新技術:電影和無線電。
一個世紀前,《科學美國人》雜誌編輯Waldemar Kaempffert觀察了新興通信技術正在如何改變美國。Kaempffert不僅預見了未來的技術創新,比如便攜式收音機和遠距離信號傳輸,他還預測一個新的媒體格局將持久地重塑這個國家。電影、錄音、全國性的新聞和娛樂周刊,尤其是無線電這項技術,這位技術愛好者堅持認為,將產生統一的民族文化,徹底改變政治實踐,並重塑政府與大眾媒體之間的關係。
雖然並非Kaempffert的所有預測都成真了——他觀察到的統一效應在近幾十年已經解體為一片憤怒、破碎的喧囂——但他正確地看到1920年代是一個新的媒體秩序的播種時期,一個政府與商業之間的聯盟,以及一種新的政治競爭方式,這將塑造美國公共生活數代人。
首先,Kaempffert觀察到了一個真正統一的全國觀眾的創建。通過近乎同步地傳遞相同的信息和娛樂,無線電讓「地理上分散的大量人群共同思考」。與此同時,全國經濟的緊密聯繫也在見證這一全國化趨勢。廣告、電影和歌曲也打造了更統一、更可辨認的民族風格。美國人不再是從碎裂的木桶或麵粉桶中買到泛泛而談的貨物,也不再只在附近的百貨商店看到當地發布的銷售通知,而是購買全國知名的品牌商品,甚至在偏遠的小城鎮也能看到相同的全國性廣告活動。唱片使流行歌曲廣泛傳播開來,以至於美國各地的人都哼唱相同的Tin Pan Alley曲調。
另一項令人驚嘆的新媒介電影的近期增長,加強了無線電的民族化、同化潛力。畢竟,在相對較短的時間內,「托拉斯」(我們現在稱之為「好萊塢」)已經形成。到1920年代初,媒體早期日子中許多本地、宗教和教育的替代電影文化已經消逝;電影已經成為娛樂行業,由少數大公司為營利運營,並由政府和企業之間的合作進行輕度監管。在整個美國,同一部電影使美國人為偶像明星著迷。
即使是印刷媒體也推進了這一民族化趨勢。1923年,Henry Luce和Briton Hadden推出了《時代》雜誌。它以簡潔生動的散文總結了全世界的報紙報導,承諾「讓人們保持消息靈通」,為全國日益增長的繁忙的辦公人員提供便捷的信息。他們還創造了一種生動緊湊的民族雜誌寫作風格,被稱為「時代文體」。
兩年後,Harold Ross推出了另一種完全不同的周刊。他承諾《紐約客》不會「為杜布克的老太太編輯」;它將是「精緻的」,「面向都市觀眾」出版。儘管標題為《紐約客》,但該雜誌的目標讀者群是全國性的。這本雜誌既服務於也反映了一種世界主義、中產階級心態——吸引了全國各地的美國人(包括一些愛阿華州的女士),他們旅行、購買進口貨,並尋求如何思考當今重大問題的建議。
1924年,另一家全國性周刊的編輯在觀察新媒體興起時肯定地說,它們「將在全國各地,特別是在偏遠定居點和農村,創造民族團結意識」。他預測並明顯期待著「『後山』將不復存在」。
這些媒體格局的變化對美國政治意味著什麼?Kaempffert預見無線電將整個大陸「變成一個巨大的禮堂」。他設想美國總統將成為「一個真正的人物——不僅僅是一個擁有熟悉名字和官邸(通常稱為『白宮』)的政治抽象概念」。進入美國家庭不僅會與公民產生親密感。它還要求候選人發展類似於無線電和電影中的「銀幕人格」和「聲音人格」。
1924年總統大選突顯了這些變化。為了刻意與醜聞纏身的共和黨保持距離,現任總統卡爾文·柯立芝強調他的個人成就和品格。為此,柯立芝競選團隊構建了一個現代的總統媒體運作,聘請了公關、廣告和娛樂領域的專家。柯立芝不僅使用電影,也利用新媒體無線電直接與選民溝通。他的團隊還精心安排雜誌專題報導(包括第一夫人格蕾絲·柯立芝在女性雜誌上的專題)。
這種政治創新反映了大眾媒體與政治領域主要參與者之間日益發展的關係,這種關係也定義了他們合作和運作的條款。特別是它依賴於像RCA和米高梅電影公司這樣的大公司之間的聯盟,這些公司尋求標準化和整合其行業,並避免審查、勞資糾紛和公眾監督;以及1921年至1929年擔任商務部長(之後成為總統)的赫伯特·胡佛,他推行了一項更廣泛的政商合作戰略,賦予專業專家網絡(如無線電工程師)權力,並經常將他們納入許多政府職位中。
例如,胡佛和其他聯邦無線電官員倡導一種技術官僚的方法來分配廣播頻率。但他們並非尋求節目多樣性,廣泛的觀點,甚至廣播者類型的多樣性(在20世紀20年代中期,大約三分之一的無線電台來自非營利的大學、教堂和公民組織),那些未能使用最現代設備和「良好的工程實踐」的電台會被吊銷執照。他們痴迷於消除干擾,政府創建了40個獨家的「清晰頻道」,並將幾乎所有執照授予已經或即將成為NBC和CBS附屬機構的商業廣播公司(畢竟,他們擁有最好的設備)。聯邦政府這